胡红一

人物特写：说说东西文：胡红一从知道东西到认识东西,中间隔了好几年。最初是看他的小说,有时写的啥都记不囫囵了,名字却刀刻般闪亮在印象里。心想这家伙是谁啊？敢起这么高难度的名字,也不怕别人拿这说事作贱他。后来去坐落于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读中文系作家班,发现东西的名字虽在花名册里,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。他的迟迟不来报到,并不妨碍教授们每天点他的名,更不影响我趁机霸占他的床位放杂物。就这么着,一直“旷课”到我们毕业,东西也没露过一次面。后来听说他和余华,韩东,陈染等一起被广东青年文学院客聘为专业作家,才知道他不来上学的真正原因。1996年秋,我鬼使神差地成了广西日报社所属子报的记者。从辽阔中原一下子来到南宁,饮食气候语言都无法适应,正举目无亲憋屈郁闷时,突然得知东西也在同幢大楼上班,心里顿时生长出几分亲切。在去拜这位名义同学的码头之前,我特意重读了他的部分小说,以便跟他去套近乎。记得那天阳光不错,推开广西日报副刊部的门,我就大喊大叫谁是东西？弄得满屋子人都抬头看我。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慌忙起身,底气不足地认领我的询问,小声说“我是我是”,表情颇有些紧张失措。如同被打散的红军突然寻到组织,我一把攥住他那并不宽厚的手,使劲摇晃自报家门,东西这才把对待一般作者登门投稿的表情,慢慢调整成分寸适当的客气微笑。当我楞头楞脑地夸他小说厉害时,东西明显变得神情紧张起来,故意差开话题大声介绍同事,很隆重地说这是什么主任,那是什么协会会员,极力将一间小小陋室,渲染得不同凡响卧虎藏龙……自述：为啥写作大约是12岁那年,我的身高一夜之间蹿到1·75米,早晨起来胳膊腿儿钻进前一天脱下的衣服里,才发现袖口和裤脚短了一大截子,还以为是布料缩水了,也没太在意。背着书包到学校,站在同龄孩子们中间升国旗唱国歌时,才感到高人一头乍人一膀地不自然,就像羊群里突然跑来一头驴。坐前面第一排听课时,后面的学生只见我的后背后脑勺,根本看不清黑板上写的是什么,当天就被那个眼睛很好看的女班主任,将我调到最后一排。在那段日子真是奇怪极了,我的饭量一个劲儿地噌噌往上长,吃得比家里那头带7个崽儿的老母猪还要多,晚上睡觉时骨头就像刚浇过水的红高粱,能听见嘎吧嘎吧的拔节声……这种一日千里的成长形势,弄得我又是兴奋又是害怕,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：一会儿像个快乐的耗子,一会儿像个忧虑的傻瓜。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中原大地家家户户分田分地,刚刚砸烂吃了很久的大锅饭,自食其力地过上几天舒心日子,父老乡亲们一天到晚忙着从土地里挖金淘银,恨不得把吃奶娃娃也当成劳动力使唤。父亲是乡村医生忙着治病救人,母亲一个人忙完地忙家里,实在忙不过来时,难免会指使我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说实话,我是个天生不爱劳动的人,就像圣人孔老二说的那样,四体不勤五谷不分。用我娘的话说,叫做伸手不拿四两重。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埋头睡觉,可以不吃饭睡,可以不分天明地黑地睡,可以拾麦穗时躺在两座凸起的坟墓之间睡……为了逃避体力劳动,为了能有时间睡大头觉,我想近一切办法又被母亲一一识破。一天,我突发灵感地搬出桌凳铺开纸笔,拉起将要写作的隆重架式,却有意轻描淡写地对母亲说：“俺要写书当作家哩！”这一招不仅把母亲吓愣了,还把整个家族给震惊了。因为,翻遍家谱查遍亲人,方圆几十里姓胡的人家,也没出过一个能写会画的秀才。打这以后,只要我做出写作状,就算家里人正忙着降龙缚虎,也没人敢指使我干这个干那个,再苦再累,也心甘情愿地用崇拜眼光看我。倒是那些邻居们建立不起“作家”概念,往往把“写书”当成了“说书”,脑子里立马电光石火地浮现出一个场景和一人人物,那就是趁着一年四季农闲时分,竹杆探路走村窜巷的鼓书艺人——瞎子张浩,说这不是学那“瞎浩”巧要饭吗？见母亲听了脸色不好看,就马上改口说,我看行得通,说好了也能吃饱饭混个肚子圆。不管外人怎么看,我倒是自得其乐,不但落了清闲还被家人重视。有人关注时,就拉开一付不写出名著不罢休的架式。没人注意时,索性就蒙头呼呼睡大觉。时间一长就养成了习惯,哪怕睡得再死再沉,只要听到家人从外面干活回来的脚步声,我都会一跃而起咬着笔杆儿做呕心沥血推敲状。看到这幅画面,家人往往很高兴,仿佛我就是他们那块长势最喜人的庄稼地。拿来写作当借口,我渐渐有些养尊处优了,皮肤细腻四肢修长,看见油瓶子倒下也懒得去扶。由于生就跟年龄极不相符的大高个儿,放学回家的路上,常被一些走村窜户的媒婆盯梢尾随,当她们看到我家那座在当时农村不多见的红砖青瓦房时,更加坚定了“吃鲤鱼”的信念,就找母亲套近乎拉家常,掏出一个又一个漂亮大姑娘的照片,让母亲随便跳随便选。这时候,母亲往往拍着大腿笑出眼泪来,说俺儿还小只有十二岁哩,小学生哪能娶媳妇？媒婆横竖不相信母亲的话,拿着那些好看的照片晃过来晃过去,说别哄人啦小学生咋会长那么高哩,说少要点彩礼行不行啊,说不要彩礼倒贴总可以了吧？可是母亲仍一个劲儿地摇头,说儿子将来不会在农村寻媳妇,说儿子长大要当那啥作家哩！媒婆顿时非常失望,一旁的父亲倒是捧着照片爱不释手,说儿子真是太小了,这么多好闺女推掉也怪可惜,干脆说给他老子算咧！母亲不笑了,锐利的目光像把锥子,剜得父亲直打肉颤。后来在外地辗转谋生,人近30岁也没有成家的意思,远在河南农村的母亲就常常叹息,说早知道这样,十二岁那年就让你在农村成亲了,方圆几十里的大姑娘随便挑随便选,俺早抱孙子啦。就这样,我先装模作样“假唱”好几年,最高成绩就是常被作文老师当众表扬而已。直到18岁参加工作那一天,突然读懂了父母的期待目光,就知道“事情闹大了”,不得不硬着头皮“真唱”,20岁那年第一篇散文在《河南日报》副刊正式发表后,父母这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报答,捧着念着跟远亲近邻炫耀着,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。生来不大孝顺的我,为了让父母继续高兴,便一路仄歪硬撑着上了“贼船”。也许当年睡过头了,也许确实不是那块材料儿,现如今经常一宿接一宿地失眠,把自己整个熬煎得面如菜色,仍然比山西老陈醋还要酸夸奖自己：啊！文学让我如此“药渣儿”……